国营电台前主播阙爱芳，上星期一在工作后返首都途中，乘坐的轿车在隆芙大道遇上车祸，头部受重创昏迷，四天后脑死逝世，得年33岁。
根据目击者透露，事发时间在下午时分，当时路面因为小雨而湿滑，驾驶人士都放慢速度额外小心，平均车速是80到90公里。爱芳乘坐的车子在中速车道行驶，前方相隔两辆车子的轿车突然紧急煞车时，跟随的车子都在第一时间及时煞车。然而在两秒钟后，后方的长途巴士撞上爱芳乘坐的车子，其冲击力不但将车子后部压成废铁、前方挡风镜震碎，并导致前方四辆轿车往前冲撞，造成严重连环车祸。
爱芳是车中后座中间乘客。相信当时后脑勺在长途巴士撞击下受伤而导致脑部淤血，手术后脑部神经缺氧坏死。车中另外两名后座乘客也分别受轻重伤。其中一位眼部软骨受创，必须进行手术抢救。
以上是目击者的观察。目前警方正着手调查有关车祸。以当时的情况推敲，长途巴士的车速应该极高。当时撞击所造成的破坏，足于证明行驶中的长途巴士与前方车子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在车祸后，长巴前头完全贴近压成废铁状的车子的情况，与车辆撞击后的位子，也令在场的目击者怀疑巴士是被前方轿车阻力截停，巴士司机也许并未来得及煞车。
冷气长途巴士的体积庞大，行驶时与前方车辆所应该保持的安全距离必须严格执行。国内长巴频频肇祸，巴士司机本身的安全意识是关键。我本身曾乘搭因为司机精神状态欠佳而蛇形的长巴，乘客必须主动与司机聊天提神。有司机曾说，保持清醒的最佳方式就是高速行驶。这些都一再证明，巴士司机对驾驶安全意识的轻视态度。
虽然当局以吊销巴士营业执照作为威胁，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在巴士穿行的大道上巡逻监督。一旦发现超速行驶、未保持安全距离或蛇行的巴士，就必须截停，而非以开罚单了事。当局应该考虑硬性规定长巴在高速公路上只使用慢速车道，以减低超速失控肇祸的可能性。
失去一位出色的广播人、朋友、有为青年，令人惋惜。我希望事件能警惕有关当局对长途巴士执行更严厉的监督，绝对不能容许阙爱芳事件重演。
再见了。
source: http://jeremiahfoo.com/
阙妈妈重复的说，爱芳平时也爱做善事啊…..
我告诉爱芳，我等她醒来后叩我一起出去喝茶。还要约那几个好久没聚在一起的朋友…. 只希望她没弄丢我的号码。
我就等她叩我。这只是劫数。爱芳会逃过的。
爱芳，
我跟妹妹提起你的事。她让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相会。在我现在不怎么喜欢的云顶。我们看了一场柯以敏的演唱会。我是听众你是DJ。我们一起晚餐。隔天一起早餐。那短短的相处，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你与修医学系男友的相处，也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名字与当时早班的游戏节目相近的帅气男生。妹妹提及你，也自动想起他。你和我们分享乐你们的相遇，你们规划的未来。幸福，是你为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后来我们再相会，你是前辈我是菜鸟。关系的转变，让互动与以往有别。你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办公室收拾。我们当晚说了很多。当晚的对话，对我来说有极大影响。对我的DJ生涯。对我往后在国营台工作的心情调试。我欣赏你的坦率。我遗憾没能与你共事更久。更遗憾当下的情势让许多不快乐侵蚀了我们本来可以更愉快的相处。你当晚说了真心话。我无法安慰。只能祝福。
结束了电台的共事关系，我唯一再与你合作的机会，是在某年的大型中秋晚会。你接下了音响工作。当晚主办单位的流程一片混乱，催场不知所措， 我与蜡烛小姐与你通过对讲机直接沟通，你在紧要关头的当机立断，才让主持工作得以顺利执行。我们都说，当晚是爱芳救了我们。后来庆功夜宵，你与医生男友形影不离。我们没太多机会聊太多，我却深刻的记得你说你原本担心我无法撑场；但看见我踏上舞台开口后，你就不再顾虑了。这话是强心针。我由衷的感谢你。我真的很期待我们有再合作的机会。
我离开广播界前的最后一个节目里，特别说了一段：”希望往后能与从前的朋友再联络上，像玉莲、爱芳….. ” 也许是我一项情愿，也许是我不够勇敢。我始终没有做到。
我最近一次想起你，是接近一个月前。我们正积极寻找网络电视制作与主持人。你的名字被提起了。我想太多。我认定你现在是幸福的。我担忧这对你是一种捆绑。我连向你提及的动作也省略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再想起你的时候，你是无法给我回应的。
我很怕到医院，被无能为力的感觉包围的情景。就像当JC告诉我你车祸的消息，你严重受伤的情况，还有用“不乐观”做为总结的时候。我不懂要说什么，也不懂要做什么。我心里焦急。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后来联络了几位你的好朋友。我在去看你以前，要勇敢。这样，你才能因为感应到我的勇敢而勇敢。即使你只是依靠机器呼吸、即使你的脑细胞已不活跃、即使P用急促的语调、Z用颤抖的声音，要我赶快去看你….. 即使我看见你的时候，也真的只是无能为力。
我不想往后再想起你，就只是这些。我要更多。爱芳，给我机会。好吗？
北京奥运开幕礼的小女生假唱事件被西方媒体解读为”歧视丑人“的把戏。我建议大家看一看有关事件的第一消息全文报道：
…..近日在接受某媒体专访时，陈其钢出人意料地说出了这样一个秘密———“其实《歌唱祖国》并非是舞台上的‘微笑天使’林妙可所唱，那个稚嫩、真挚的声音来自一位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
陈其钢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因为导演首先要求形象要很可爱，所以我们选择了差不多10个小孩，然后听每个孩子演唱的水平如何。虽然其中有一些小孩唱歌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音乐创作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其钢举了个例子，最初的歌曲就是一个小孩演唱的，但是她已经10岁了，出现不太合适，所以没有出现在最后的名单中。
“我们选择的标准是7、8岁的孩子，当时有4个小孩合乎标准，其中就有林妙可和杨沛宜。从形象和感觉来看，林妙可是最适合的人选，不过我们带着她们去中央广播电台录完音后，发现她声音的高度、宽度都不太合适。而杨沛宜的声音特别出色，最后我们确定让杨沛宜来唱，林妙可出镜。”
全文/录音： http://bbs.qianlong.com/archiver/tid-1431914.html
访谈视频：
YouTube Direkt
西方媒体第一手转载此新闻的手法:
英国Telegraph 的报道:
…the show’s musical designer felt forced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He gave an interview to Beijing radio saying the real singer was a seven-year-old girl who had won a gruelling competition to perform the anthem, a patriotic song called “Hymn to the Motherland”.
At the last moment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politburo who was watching a rehearsal pronounced that the winner, a girl called Yang Peiyi, might have a perfect voice but was unsuited to the lead role because of her buck teeth.
So, on the night, while a pre-recording of Yang Peiyi singing was played, Lin Miaoke, who has already featured in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 was seen but not heard.
全文：http://www.telegraph.co.uk/sport/othersports/olympics/2545387/Beijing-Olympics-Faking-scandal-over-girl-who-sang-in-opening-ceremony.html
看见当中的蹊跷吗？将新闻的角度与顺序倒反，出来的效果就全然不同。
原文报道很清楚的说明，在以整体形象取得优势的条件下选择林妙可的当下，是确认她在歌唱方面符合了基本要求。在录音后对林妙可的声音有了不同的发现，才让杨沛宜代唱。西方媒体却将情况说成杨沛宜是当然首选，因为其貌不扬而被拒绝上场。那其实是两马子事。
再看Telegraph的全文，我开始不确定他们是转载报道，还是自行访问了陈其钢。一些细节在访谈中并未提及，像杨沛宜因为发牙或牙齿不整齐而被替换的说法，我反复听了几次访谈，都没有听见。而且陈其纲强调的是整体的形象上，感觉上，表情上，而非只基于长像是否可爱。杨沛宜落选的原因，可能与牙齿无关。我不禁怀疑有人在看图说故事。
比如，在Telegraph的报道中，有这一段：
Chen Qigang, said. “Our rehearsals had already been vetted several times - they were all very strict. When we had the dress rehearsals, there were spectators from various divisions, including above all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who gave us his verdict: we had to make the swap.”
录音中有此讯息的片段，应该是这一段：
“这是最后一分钟不得已的选择…. 我们经历了若干次的审查，都是相当严格的….我们听过一次林妙可的录音. 在现场放的; 在练排的时候。然后，各方面的研究，尤其中央的领导在听的时候，就提出了意见，说，必须要改变….（这个声音，没有办法…..)”
根据录音，中央领导是听到林妙可的歌声，所以觉得“必须要改变”。Telegraph的翻译却没有说明，而且”we had to make the swap”的意思比较接近“我们必须要替换”；感觉像是排练时上阵的是杨沛宜，领导因为在现场看见她的样貌，而决定更换她。其实根据陈其钢的讲法，所谓的“改变”，就是改选杨沛宜的录音，舍弃林妙可本身的录音。而非改变演出人选。
Telegraph 中另一段耐人寻味的细节：
One question remains: why was Lin Miaoke allowed to give interviews in which she lapped up the praise for her singing. Mr Chen said she might not have known that the words she was singing could not be heard. She had, in fact, only known she was going to perform at all 15 minutes beforehand.
如果这也是根据电台的访问作的报道，录音中最有可能带出这讯息的应该是这一段：
“但是对于林妙可来讲呢，因为我们有两个录音，这两个录音之间呢，可能呢，差距不是十分的大，所以林妙可最后听到的声音，是杨沛宜的声音，她本人不一定意识到。”
Telegraph的报道中说的是“林妙可在前十五分钟才知道自己会演出”，“她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录音无法被听到”；和原来的说法有很大出入。
Telegraph的字里行间在暗示杨沛宜与林妙可同时排练，在开幕式前15分钟才获得通知，决定由谁上场表演。可是陈其钢在访谈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而也不曾提及那所谓的“15分钟”。
我并不认为那么大型的演出，会留待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出场的表演者。Telegraph的报道极有可能将“林妙可最后 听到的声音”解读成“15分钟前 ”。又或许是之前那一段话“这是最后一分钟不得已的选择”中作为连贯解读，然而懂中文的朋友都知道，这话里所谓的“最后”或“最后一分钟”，所指的不一定是时间。
陈其钢在访谈提及这是为“国家利益”，被媒体断章取义。他接下去说的是“为国家的文化，音乐文化形象”。其中的意思并非指杨沛宜的长相会破坏国家形象，反倒是针对对林妙可的声音。然而经过媒体的转载，却颠覆了他的说法。
Telegraph的报道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回响，许多评论都从中取材，然而，有关新闻角度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访谈内容。报道中省略的细节，添加的形容，文字的手法，都以“歧视丑人”作为主轴导向；而事实极有可能却是“歧视差嗓音”。虽然无论是基于什么形式的“歧视”都不可取，两者之间比较，前者肯定会引来更严厉的抨击。 英国媒体明显别有居心。后来无论中外人士都随之起舞。中国当局对于媒体的处理方式却未见成熟；以封杀新闻处置，掉入西方媒体的圈套。引来诟病，狼狈难堪。
我不认同假唱，可是我更不认同媒体玩弄新闻的手法；尤其当背后的动机是为了破坏与诋毁。这比假唱更假，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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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从网上的留言看到这样的说法：
入场的观众都有门票上面清清楚楚写了杨沛宜和林妙可的名字，也就是告诉你一开始就没有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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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出色。我只是觉得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无论任何工作，我接到手上，就会全力以赴的以自己的标准作为目标。那是我的方式。
昨天完成了那场主持工作后，我再次起了从此不再主持的念头。
再多的嘉许与赞美，都无法抵消我站在舞台的当下，反应不够快，用词不够精简，语言转换不够顺畅的遗憾。每一次亮相后步入后台，脑子里就检讨那一句说得不够溜得话，那一个用得不怎么恰当的词，那一段语法不怎么通的翻译，那一句没什么必要说的话，那一些因为背不起来而必须瞄小抄的名字…. 这一回更频频忽略电视镜头拍摄的细节，造成与习惯电视主持的搭档出现某些不协调节奏，必定为电视拍摄的后制工作造成了麻烦。
既然做得不好，为何继续？
一部分的我却非常期待下一次的机会。因为那就是我把我昨晚学到的，昨晚做错的部分修正过来的机会。只不过，我也知道那些能把同样的工作做得更好的同行，会让晚会更专业，更顺畅。我总会习惯性的犯同样的错。我总要费许多劲才能修正。我觉得自己总在辜负委托人的期望。
心情沉重得在梦里惊慌失措。身心极度疲惫。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承受这样的过程。
朋友说那是标准问题。那些嘉许，是基于他们对我这号小主持没太大的期望。而我的标准，永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我不但要求别人，也在为难自己。
我知道我会继续如此下去。虽然我总可以暂时忘记，晚上却依旧在梦里想起。
太认真了。那是我的缺点。
我国实行民主制度。人民赋予民选代表立法的权力。议员们在国会里提呈立法献议，上下议院必须针对献议公开辩论，过程理应透明。即使是三岁刚学会说话的小朋友都有权力知道立法过程的每一个论点，与每一条法则里的任何一个细节。
民主机制的立法过程之所以透明，是为了确保人民的权力不被侵蚀。法律的精神是以保障人民为大前提，如果人民无法公开讨论与交流对国家法律的意见，国人就无法了解彼此对有关法律的看法。这是建立一个健康、公正与全面的司法机制的绊脚石。
1969年，政府立法禁止讨论有关马来人特权、国语、国家元首等法令，其实就严重违背了民主立法精神。往后的数十年， 各族人民因为这法令而产生了隔阂、偏见。人民疏远政治，对立法过程冷感。往外移民人数上升、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缺乏归属感等现象，都可以归咎于此法令。
遗憾的事情在两线制逐渐成型的今天却一再上演。鉴于近年来有关穆斯林改教所引发的事件频繁，律师公会觉得有必要与人民一起讨论有关穆斯林改教的法令条款。一方面可以收集民意，并对于有关条款的灰色地带进行分析与讨论，促进各族群对有关法令的了解与交流。然而，朝野阵营领袖却出现了严重伤害国家民主进程的反应。
讨论国家法令并非挑战任何族群。如果有关穆斯林的课题永远都是禁忌，对于伊斯兰的偏见只会一再加深。宗教课题固然敏感，然而一国法令关乎的是全国人民的权益。保护宗教权益的大前提必须是全民权益。有关法令是否有做到这一点？背后的法律精神是什么？将之封杀，改教议题对非穆斯林来说将永远是令人畏惧的禁忌。
领袖们将一个简单的法律论坛政治化，其背后的动机相信与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关。利用宗教课题制造马来族群的恐慌与不安，打击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也许是在朝政客们的当务之急。回教党领袖的反应，反应了无论是在朝或在野的政党，对民主精神的了解原来都流于表面。无法跳脱种族政治格局，看来是马来西亚无法摆脱的梦魇。
我想我也真的很容易满足。一个晚上就快乐了。
本来就相信聊天是最好的发泄方式。也许是因为总会听见有关别人的八卦。说说别人的是非，就会与自己的问题对照。整晚都在脑子里检讨自己。因为每个被指点的某人都有可能是另外一些人口中的我。我们都一样。因为常被误解，所以不愿意断定某人所为；当下却又如此相信自己的直觉。
也许每一个人都必须习惯被误解。这样想，心理的不平衡就平衡了。那些被我误解的人也不必急着澄清。没有刻意伤害的用意，所以也不需要觉得自己被伤害了。那些误解我的人，即使你永远不懂真相也无所谓。如果对我的厌恶能让你有一个像昨晚一样的晚上，我也乐意协助你发泄一下，平衡一下。
我还是想太多了。
我们一边聊天，主人家的两只猫咪在沙发下玩躲猫猫。看见墙上的壁虎就想方法攀墙追逐。累了找个温暖的角落券起身子眼睛一眯就睡了。在J的镜头前还懂得摆pose当model，把几个三十老几的半老不小的人搞得神魂颠倒。他们才不在意自己是否被误解，更没有误解别人的顾虑。悠闲自在得令人羡慕。连怕猫的P也忍不住希望自己是动物。
做人真的太烦。
我们总是以为话要说得好听，就必须婉转。
我在这里衷心的恳求大家，如果你在对我说话，任何时候都将心里要说的话直接完整毫无保留的说出来。我不想浪费那么多不必要的时间去跟那些听起来像大道理却都是废话得句子拔河。一年只有一个元宵节，一天到晚设灯谜要人猜测那些门面话背后的用意真的很无聊。生命很宝贵。
请不要以为假民主就能令人心花怒放。阿头不是民选的，本来就有权力不民主。组织是你的，你要怎样请明说。千万不要假装听意见，然后找一大堆借口将意见推翻。浪费资源浪费脑汁浪费时间。
至于我愿不愿意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也有我选择的权力。在没有民主的环境里，就请不要要求别人有创意。什么样的磁场吸引什么样的人。请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改变一个主见强烈的人。
我想没有人会执迷不悟的。也许从前背了太多包袱，累积了太多抱负，也要一些时间才能一一放下。只是，如果因为你的胡言乱语导致我背错了包包，要负责的是你，不是我。
原谅我的不客气。有话请你直接说。我暂时会原谅你对我的不了解。我会准备一个大包包将他们装载。但切忌，废话太多，包包太重，就请你找举重选手背去吧！
我是创意人还是媒体人？学者说这是一个很私人的问题。
也许从来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将自己定位，或许该说从来也不愿意将自己定位。这种玩意儿，毕竟是为了符合世俗的定义标准。没有人想过问。没有人要挑战。
受邀去教堂听圣人朗诗；从前会找借口推搪，现在会说：不愿为了被归类而归类。懒得在意有没有人听得明白这番话。更懒得解释。懒惰，所以不想定位。没有定位，所以无法归类。我乐在其中。朋友百思不得其解。三十老几还想多尝试？
怪我味蕾敏感。
学者大谈7 habbits，我在笔记本里写:忠于自己。那是目标，所以我也真不屑死后那些活着的人在我的葬礼要说我坏话。死后还要为活人的话紧张，累死。
问题还没回答。我是创意人还是媒体人。我可不可以当创意媒体人？学者回答：这名词本身就很具创意。
没有标新立异的意思。只是不想被归类。
只是，这样就会被归类为不愿意被归类的人。
